1950年从苏联回国前，任弼时对镜自拍，留下他和女儿任远芳的合影。(任远芳供图)

1950年元旦，莫斯科。任远芳凝望着眼前的男子，他个子中等，圆圆的面庞，一副圆框眼镜挂在圆润的鼻梁上，脸上满是慈祥的笑容。这就是“父亲”的模样吗？这年她不到12岁，记事以来，任远芳第一次见到父亲，不知道该如何称呼，也不知道“爸爸”用中文怎么喊。沉默了许久，她终究未开口。

10个月后，她已能脱口而出喊他“爸爸”，却再也没有机会了——爸爸还这么年轻，就去世了。“我和父亲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。”任远芳告诉《环球人物》记者，“但这一闪而过的生活，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。我很想念他。”

任远芳的父亲，就是任弼时。

自记事起，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是我的第一个家。在这里生活的中国儿童，大部分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。我们这一批小孩子，30多个小男孩小女孩都在一个大屋子里睡，也不分学校和年级。每每回忆起那时的生活，我都会想，大家就像花果山里的一群小猴子，从石头里蹦出来似的。

也都像小猴子一样，很野，是“野孩子”。滑雪、滑冰，光脚丫乱跑，不管小男孩小女孩就爱跟人打架。但要是谁病了，都相互关心，相互探望，像亲兄弟姐妹似的，彼此亲密无间。曾三的女儿、邓发的女儿……我们从小相识，都是当时在国际儿童院一起生活的朋友，直至今日仍有来往。

因为当时儿童院里的孩子都是同样“无父无母”的情况，所以长期居住在那儿，我对“父母”一词也没有什么概念。

后来我得知，我是1938年底在莫斯科出生的，1940年，父亲结束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，当时国内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，考虑到路途遥远和形势艰难，父母这才把1岁多的我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。父母将全部精力投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从1940年父母回到国内的9年多里，我没有收到来自他们的任何消息。

2025-08-03，任远芳接受《环球人物》记者专访。(张天宇/摄)

直到10岁那年，“父亲”首次以书信的形式在我的生命中出现。这封信1949年初从国内送来，信中带来了两个好消息：一是党即将解放全中国，二是家人安好无恙。父亲还告诉我，他的心里一直挂念着我。他的俄文写得很漂亮，像教科书一样。此后，父亲寄来的每一封信总会以我的俄文名——“亲爱的卡佳”开篇，以“热烈地吻你”收尾。信中，父亲讲述最多的是一家人在国内的生活，紧随其后的便是对我的教诲，嘱咐我要勤奋学习，努力进取。

收到父亲的来信让我兴奋，但对于一个在异国他乡生长的孩子来说，那时的父亲与父爱依旧有点陌生，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。我和其他“小猴子们”的生活照旧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偶尔，我们会谈论起自己梦见或想象中的父母。

“我有点舍不得他了”

父亲病倒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来莫斯科疗养，我也终于得以见他一面。1950年元旦，我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父亲居住的疗养院。往来信件一年之久，真正见面时，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不知道要叫他什么，也不会说中文，不知道“爸爸”的中文怎么讲，最终什么也没叫。他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一点也没有责怪我的意思。

父亲这趟来莫斯科是为了养病的，我随他在医院生活了一周。他当时已经病得挺重了，但他总爱把我叫在身边，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述祖国和家里的情况，也会中俄混杂地教我一些汉语字词，像“手”“脚”“口”。当时病房里只有一张床，我就睡在沙发上。每天晚上，他都要替我盖好被子后再入睡。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，慢慢地，我开始用俄文喊他“爸爸”。

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，要回到国际儿童院继续上学时，我有点舍不得他了。回到国际儿童院后，我第一次体会到思念亲人的感觉，希望能再前往父亲居住的疗养院，陪在他身边。父亲却坚持要我以学业为重。那段时间，我时常给他写信，差不多隔天一封，有时甚至天天写。

父亲口中的中国生活，支撑起了我对国内的一切向往，我越来越想和父亲一起回国。他的建议是，我先留在苏联继续学习，待完成大学教育后再带着专业知识回国，为国家建设贡献更多力量。但他也没有强迫我一定要留在苏联，而是在回信中与我讨论利弊，商量回国和留苏各自的优劣。

事实上，我那一年还不满12岁，哪里懂得什么人生发展、职业生涯规划。与其说是想回国，不如说更多的是想回到父亲身边。父亲对我特别好，当时的我懵懵懂懂，不知道这叫做父爱，只是与他分别后便难以忍受地想念他。见我态度坚决，两周后，父亲回信嘱咐，希望我用心功课，考出好成绩，不要如此想他以致分神。他最后承诺，愿意带我一同回到中国！

在莫斯科的疗养并未持续多久。1950年5月，朝鲜半岛局势紧张。疗养不到半年，父亲的血压依旧很高，但得知消息的他坚持抱病回国。我们即刻启程，搭乘组织上安排的火车离开莫斯科。

回国途中，火车在满洲里要换轨，我们在那儿待了六七个小时。跟车的大夫带我上街去买东西，售货员用俄文问道：“坐专列的人是谁？”我说：“是我爸。”那位售货员又问：“他是干什么的？”我摇了摇头，说“不知道”。上车后我就问父亲，他的回答很简短，“我就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”。直至他去世，他在我心中的形象都极为简单——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，一个爱我的爸爸。

我的“大翻译官”

一到中国，父亲便成了我的“大翻译官”。我从小在苏联长大，不懂中文，与家人邻居语言不通，也不懂这边的风土人情，什么事情都要通过他与妈妈、姐弟们联系。姐弟四个里，我也是最受父亲“偏爱”的一个。起居、散步、外出游玩……遇到有趣事情时，父亲总会用俄文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解。在他的关爱下，我迅速融入了这个大家庭。

在家中没待多久，父亲便送我去继续读书，希望我不要放松学业。不久，我们这一批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也都陆续回国，组织决定将我们送去哈尔滨上学，继续学习俄语。这一次，父亲没有同意——他说我是一名中国人，希望我回国后能尽快掌握汉语，融入中国生活，早日成长为对祖国有帮助的专家人才。

除我之外，还有几名女同学，也是家里不同意去哈尔滨上学。父亲把她们接到家中，与我一同居住。在父亲的安排下，我们在9月一起进入了育英小学一年级，系统地学习汉语。继续上学后，我在学校住宿，与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又是少之又少了，那时一周只有周末一天相见。

可以说，从回国到入读育英小学这段时间，是我在父亲身边连续生活最长的日子。我这一生与父亲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，说是5个月，实际上不到两个月。

但我总能感觉到我和他之间的羁绊。我觉得，我的艺术天分就来源于我的父亲。他的爱好很多，什么都会，弹钢琴弹得特别好，还喜欢拉小提琴。而我也很喜欢弹钢琴。中学时，学校钢琴不许外人使用，我就偷偷把门打开，去过一把手瘾。其实当时的我连谱都不认识，坐上琴凳也是瞎弹。现在我有一个电子琴，我每天都能弹40分钟。

父亲还喜欢照相，照相水平很高。我俩有一张合影就是他拍的。现代人流行对着镜子自拍，其实1950年我随父亲回国前，他就给镜子里的我俩自拍过一张。照片里我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注视着他摆弄这新奇的玩意儿。后来别人和我讲，父亲年轻的时候还很喜欢打猎，可惜我见到父亲时已经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，他身体虚弱，我没有机会见证他的英姿。

2025-08-03，父亲去世，我永远失去了我的“大翻译官”。他走得太快太早，以至于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觉得在国内的生活一下子陌生了起来。

2025-08-03，任远芳(前排中)和家人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，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。(任远芳供图)

“三怕精神”

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父亲的不一般呢？大概是父亲回国后，周总理来了，朱德也来了。父亲去世后，毛主席也来了。那时我才11岁，对他们虽没有太多了解，但已经逐渐感受到，父亲好像不是一般人，而是个“小头头”。

但在我面前，父亲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人员。我常听姐姐说的一句话是：“父亲一生有三怕，一是怕工作少，二是怕用钱多，三是怕麻烦人。”

我虽和父亲的相处时间短，但也能感受到这一点。尽管父亲“偏爱”我，但也拒绝带我去小食堂，更不准我们随便要车进城。回到北京之后，我们住在景山东街，房子狭小，紧挨马路，父亲的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两三米，车辆行人川流不息，喧闹嘈杂。组织上为了照顾父亲的工作和休息，要为我们搬家。父亲得知后拒绝了，“搬家要用很多的钱，而且还要另一个机关让出来，一个人怎么好意思去影响一个机关呢？”就这样，我们在景山东街一直住到父亲去世。

“三怕精神”就好像是我家的家规，懂事之后，我们也以此严格要求自己。大学期间，我将名字从“任远芳”改成“陈松”，就是受父亲的影响。因为人人都知道我是任远芳，我父亲任弼时是“五大书记”之一，一听我的名字就可能进行特殊化照顾。我经常跟别人讲，我希望大家只当我是一名普通工作人员。

对于我们姐弟四人，父亲反复强调最多的，就是我们的学业问题。他一直要求我们选择对祖国有用的专业。父亲曾在给我的信中写道：“卡佳，中国已经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手中解放出来了……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。为此，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，望你更加努力学习……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。”

我知道，父亲希望我们后辈能接过他的大旗，继续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添砖加瓦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我的大姐远征选择了雷达专业，而我选择的是自动控制专业。父亲虽然走得早，但他已经为我们指明了一生的方向。